我国社会动员机制该如何转型

来源:时间:2017-06-27

 
2017-06-16 00:00:00      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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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华

内容摘要

    社会动员是一种通过利益机制和政策引导,调动人们的参与积极性,进而协调与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工作方法,而社会动员机制则是与社会动员程序、主体、方式和工具等相关的制度安排。
    现代社会中,社会动员机制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经过长期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形成了较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社会动员机制。总结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动员机制的相关经验,对于有效克服我国现有社会动员机制的弊端,促进其现代化转型,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总结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动员机制一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法治化、多元化、民主化、新媒体化。这“四化”也正是对我国社会动员机制转型的启示。

程序法治化

    社会动员程序法治化。一般而言,社会动员需要国家和政府通过强有力的集权来推动,一旦其成为政府得心应手的治理手段,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而难以约束,进而对公民的权利造成直接威胁。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采取社会动员这种治理手段时非常慎重。
    在防范权力滥用制度传统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制定和出台相关法律对社会动员的适用范围进行明确划定,以便将社会动员的实施范围严格限定在特定的紧急状态下。
    比如,“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赋予总统以悬置宪法的方式集中权力应急的合法性,但是国家层面的社会动员始终以《国家紧急框架》为指导,该框架从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体系、政策和实践领域等方面为应急中的动员提供了依据,从而确保社会动员遵循法律制度规范运作。
    法国注重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形成社会动员的政策及其行动计划,以便统一协调社会力量和汇聚各方面的资源,构建由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广大民众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架构。

方式民主化

    社会动员方式民主化。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动员的实施必须以通过民主程序达成的目标共识为前提。在应对危机和开展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官员、大众媒体、非营利组织、普通民众全民参与,同心协力、集中力量应对危机,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较好融合,从而在确保社会动员目标合理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动员方式的高效性。
    在这一方面,日本的做法比较典型。为有效克服资源短缺型国家面临的种种困难,日本政府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推进环境治理,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社会动员程序的民主化是日本政府实施社会动员的重要特征。比如,在1999年开展的垃圾污染治理中,日本名古屋市首先在治理决策中集思广益,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和舆论批评,经过反复认证形成基本共识之后才进行决策,然后在决策目标导向下采取各种社会动员方式应对垃圾危机。

主体多元化

    社会动员主体多元化。除了推进社会动员机制法治化之外,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对社会动员主体权威性和信誉的维护。在这些国家,除了政府、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可以作为社会动员的主体外,一些在社会上享有声誉的人士(比如国家的君主、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人格高尚的人士等)也可以充当社会动员的主体,且吸纳上述人士参与社会动员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亚于政府、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比如,在英国,整个社会对王室及其成员都比较遵从和爱戴,这使得英国王室在许多社会公益活动的社会动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凝聚人心的作用。
    除了上述实体性的组织和个人之外,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政党在互联网上建立虚拟组织,从而使政党的组织结构逐渐由“控制型”向“参与型”转变,政党的社会动员方式逐渐由“传统型”向“网络型”转变。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均在互联网上建立虚拟组织,设立“网络支部”,从而打破时空限制,使移居海外的党员也能够通过网络参与组织生活。

工具新媒体化

    社会动员工具新媒体化。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到来,各种新媒体日益勃兴。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新媒体的兴盛既可以为国家发展带来机遇,也可能给国家发展带来无法回避的挑战。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会动员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新媒体的掌控与应用。
    比如,在平息2011年伦敦骚乱事件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就有效地运用了社交网络,快速发布官方的权威信息,严正表明核心立场和态度,在网络空间中塑造主流舆论导向,引导广大市民形成与政府相近的看法。通过怒斥骚乱者的“哈克尼女英雄”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英国政府引导脸书(Facebook)上近百万人加入了名为“支持伦敦警察制止骚乱者”的讨论组。骚乱发生后的几天中,社交网络成为伦敦市民曝光趁乱打砸抢犯罪嫌疑人的平台。可以说,社交网络这新媒体平台对平息伦敦骚乱功不可没。(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研究西方国家的社会动员机制,对我国有以下启示:
    一是建立和健全社会动员相关法律,促进社会动员程序法治化。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社会动员的随意性较大而法定性不足,主要表现为:在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各级党政部门可以随意地、广泛地实施社会动员。对此,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并参照《国防动员法》,加紧制定和出台社会动员相关法律,对社会动员的主体、对象和启动程序等进行明确的规定。
    二是加快推进党政部门职能转变,促进社会动员主体多元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在现代社会动员机制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把握社会动员的总目标、整体协调平台的创设以及对社会动员过程的监督,而真正实施社会动员的是各种社会组织。对此,应按照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对我国全能型政府一元化主导的社会动员机制进行改革,逐渐使党政部门的角色隐形化,让社会力量真正走上前台,激发社会自组织、自动员的活力。
    三是畅通上下结合互动的渠道,促进社会动员方式民主化。
    上下结合互动是现代社会动员机制的重要特征,其能够使社会动员相关各方通过民主协商形成群策群力的良好氛围。因此,应加强对社会动员的顶层设计,形成实施社会动员的行动计划,同时搭建相关各方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的平台。
    四是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促进社会动员工具新媒体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社会动员的主要载体。因此,应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积极开辟网络宣传阵地,将互联网尤其是网络新媒体作为社会动员的主要平台。